俄罗斯是一个通过领土扩张建立起来的帝国，由于信仰东正教，在拜占庭帝国灭亡之后，从16世纪起便以第三罗马帝国自居，认为肩负着推广基督教和文明的使命。
目前，我国行政执法体制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各地也不断探索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但是效果并不明显。第四是抓住法治教育的关键少数，提高公务人员依法行政能力。
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法治政府建设的本质要求。总之，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其在控制公共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的优越性，已经被普遍认同。其二，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严格执法是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内容。加快推进政务诚信建设是《纲要》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旨在重点治理债务融资、政府采购、招标投标、招商引资等领域的政府失信行为。
立法效率需要进一步提高。一是健全政府守信践诺机制，加强公务员诚信教育，准确记录并客观评价各级政府和公务员对职权范围内行政事项以及行政服务质量承诺、期限承诺和保障承诺的履行情况，健全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8]但在某些场合，公民实施行政举报的行为却过于火热。
[43] 参见刘权：《比例原则的中国宪法依据新释》，载《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4期，第76页。行政举报体现了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是使全社会都获益的事项。显然，《宪法》第41条规定的公民监督权具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性，凸显了公民与公权力之间的政治关系。行政举报承载着作为国家主权的最终拥有者的主张，凝聚着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现实诉求，是人民主权理论的逻辑延伸。
表达自由总是以特定的方式呈现出来，此亦为基本形态的自由。行政举报作为一项意涵丰富的宪法权利，应继续明晰主体、范围、方式等方面的限度要求，从而在宪法实施及违法行为矫正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优良的公民表达机制是实现国家高度善治的条件之一。此处的行政管理自然包含行政机关对行政举报所反映的违法行为。另外，可能还有学者会质疑，单位、组织等法人成为举报人时是否享有言论自由呢？言论自由作为一种人权，似乎不需要考虑法人的人格尊严与个体自主。不禁疑惑的是，行政举报在我国宪法上是何种地位？有哪些现行《宪法》条款可作为权源依据？鉴于此，下文将梳理学界关于此论题的观点及其理由，通过法律解释揭示行政举报在《宪法》上的具体依据。
因而，行政举报蕴含于言论自由这一宪法权利条款之中。[18]简言之，此类观点是认为行政举报这种建议权属于督促行政机关履行职权的宪法权利。正是因为这些概念之间的扭结，才加深了人们对行政举报之宪法依据的认知困惑。[27]或者更具体地说，从学理上表述为一种公民监督权。
这里的参与民主，属于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当中去。有学者表示，公民对著作权违法行为举报权的宪法依据，是公民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建议权。
尤其在数字信息化时代，此种言论自由的重点不仅在于促进民主，而且还能够促进民主文化发展，即参与到使他们成为个体的文化意义的创造和阐释之中[55]。诚然，言论自由与公民监督权存在密切关联，但后者的规范内涵并非是保障公民批评和建议的言论自由，而是侧重于经由批评、建议权优化公权机关的决断，属于行动之工具，二者不在一个话语层面。
举报人向行政机关举报违法行为，促使行政机关从信息自由中受惠，此过程可视为一种对增进公共福祉的违法信息之披露。我国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条款中，大致可划分为平等权、选举权、自由权及社会权等。[19] 于洋：《突发公共事件的内部举报制度之构建》，载陈金钊、谢晖主编：《法律方法》（第30卷），研究出版社2020年版，第392页。如有地方政府发文规定，公民举报在辖区内居住的应接未接种新冠疫苗人员，政府一次性奖励人民币50元。其中，表达自由包括在公开场合，尤其是在享有公共管理职权的行政机关面前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公民向行政机关进行举报，符合表达自由所建基的民主制度。
言论自由条款不仅有防御属性，而且存在受益性面向。[1]又如，多地交警部门创设了随手拍微信小程序，市民通过手机拍摄举报包括闯红灯、违停等各类机动车违法行为，经查实的可以获得奖励。
即是说，法律制度反映的宪制机理或法理是找寻宪法根源的基础。因而，契合了宪法的根本目标——规范国家权力与保障公民权利。
[23]由此观之，该论者同样未将宪法视为行政举报的直接依据。[55] 美杰克·M.巴尔金：《表达自由在数字时代的未来》，敖海静译，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1年第1期，第135页。
[14] 参见赖彩明、赖德亮：《加强公民举报权的制度保障》，载《法学》2006年第7期，第14页。当前，表达自由得到了许多国家宪法或宪法性法律的承认，是一项被普遍确认的框架性权利或自由权利的范畴。行政举报便是社会力量直接参与国家治理的民主方式，是对违法行为的批评与不满，彰显了举报人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主动性。这一条款的内涵并未包含公民对其他公民违法行为进行纠错的权利，对于第41条直接推断出行政举报是存在疑问的。
第27条规定：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关键词: 行政举报 检举 宪法依据 公民监督权 言论自由 一、引言：探讨行政举报宪法依据的背景与必要性 近年来，社会公众向行政机关举报的现象非常突出，政府规制活动日益重视举报所反映的违法线索。
目的价值指的是每个公民都具有通过表达自由去实现自我发展与完善的权利，手段价值认为表达自由能够在发现真理、实现民主政治、保护多元价值等产生有益价值。[7] 参见2021年8月13日《南昌经开区关于自报、举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线索的奖励办法》。
[25] 参见溧阳市人民法院（2019）苏0481行初120号行政判决书。总的来说，第41条的规范对象是以公共政治生活背景为凭据。
并且，我国宪法权利显然缺乏对整体法秩序的放射性效果。人民主权也称为主权在民，旨在阐明国家权力由全体公民共同享有。[21] 参见王倩：《保护吹哨人的劳动法分析——基于德国司法经验的考察》，载《当代法学》2016年第5期，第116页。除学理分析之外，司法实践亦有不少论点会将该条款看作行政举报的权源依据，如多位法官表示：举报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
[24]又如，有法院认为：原告以普通公民身份行使宪法、法律赋予的检举权，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进行举报，要求行政机关予以查处......。法人本身具有一种自治权，可不受拘束地表达本部门的观点，继而达到本单位利益的自我实现，以及参与式民主文化的自我创造。
根据方式不同，表达自由可划分为不同形态，如比较典型的游行、示威等表达自由都需要借助一定的公共空间。行政举报的功能实现路径，是请求公权力排除其他人的不当行为。
其中，行政举报便属于这种保留权利的范畴。综上所述，除非有权机关对该条款作出扩大解释，否则行政举报不宜纳入公民监督权的规范领域。
